夜夜听雨（三）
昨天北京有两家报纸发表了近似的文章，说本届青歌赛由于歌曲实在太旧、太平，实际上是靠余秋雨教授的点评在维持收视率了。又有报道，下一届余先生肯定不参加了。其实这两方面都是我想象中的必然结果，因为让一位顶级文化大师耗费四十几天时间，实在是太奢侈的事情。我希望广大观众能够珍惜这个机会，多像我这样，夜夜听雨。
下面，我再把“听雨笔记”整理几段。
五、司马迁的全新意义
3月19日晚上，余秋雨教授向全国观众讲述了司马迁这个人对中国历史的意义。他的提法，在历史学界也是全新的。他说，是司马迁，使每个中国人成了“历史中人”，使大家都有了历史记忆、历史敬畏和历史责任。二十四史其实都是根据他的《史记》来决定格式的，因此他是全部二十四史的总策划。与这种现象相比，其他古文明有历史，却常常少了历史学家，找不到司马迁这样一以贯之的人物，因此历史浑浊了，模糊了。这也是中华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为了加深听众的印象，余秋雨教授用散文家的语气说，司马迁受了巨大的屈辱，身体受到了污辱和伤残，但是所有的中国人在明白自己的血缘之后都应该感激的心情远眺这位苍白、衰弱、忧郁的男子。
这是我至今听到的有关司马迁的最宏观、最动人的讲述。
六、三曹的排序
3月17日晚上，余秋雨教授讲述了建安文学中三曹的排序。他认为，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把曹植排在第一，父亲曹操排在第二，曹丕排在第三。他的观点是，第一应该是曹操，第二才是曹植，第三是曹丕。他说，曹植是一个很好的文学专才，所以才会让文学史家另眼看待，其实，他虽然开辟了诗的锦苑，而他父亲的诗，则是海边礁石，如铜铸铁浇。为此，余先生还举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名句。
更令人钦佩的是，余先生还对比了曹操与诸葛亮的文学水平，认为诸葛亮的文章充满了忠君之心，而曹操的诗歌关注的是宇宙人生。但如果与后代魏晋名士相比，他们都太关心疆场胜负、城池得失，魏晋名士的价值座标完全不同了。再进一步，如果与更后面的陶渊明相比，他们共同都太喜欢热闹，太喜欢聚会，太喜欢表演，对陶渊明来说，这一切都不必要，他的此岸世界是荒芜的田园，他的彼岸世界则是桃花源。
把三国雄杰、魏晋名士、陶渊明这三个层次作这样的对比，说清楚了魏晋南北朝的文脉主线，真是要言不烦。
七、云冈、大雁塔的逻辑
4月1日晚上，余秋雨在点评云冈石窟和大雁塔两处古迹时，讲述了中国历史如何从乱世走向大唐的精神历程。他说，云冈石窟表明了“北方蛮族”鲜卑族在掌握北中国政权后对于汉文化的谦虚态度，而且除了学习汉文化之外，他们以同样谦虚的态度接纳了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包含在石窟的佛教造像中）。几种大文化的高度溶合，形成了一种有可能铸造一个伟大朝代的恢宏之气。在这之前，再高明的诸子百家也已疲惫，缺少了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大气。
余教授说，从五世纪开始，中国历史经由鲜卑族之手，由山西的云冈石窟进入到了洛阳的龙门石窟。这是通向大唐的两座“石门”。而到了大唐，仍然吸纳世界各大文明，大雁塔是贮藏玄奘从印度取回来的经卷和佛像的地方，证明虽然到了大唐，还是以开放为主轴。
这番叙述，在历史学界也是第一次听到。
八、对“颜筋柳骨”的质疑
在讲述唐代文化时，余秋雨教授对唐代的诗歌花费了很大精力进行讲述，同时也涉及书法。他在4月6日晚上指出，书法史上所谓“颜筋柳骨”，流传很广，却是一种很不准确的概括，因为颜真卿和柳公权不应该相提并论。颜真卿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也处于领头的地位，除了王羲之外，第二名就应该是他了。柳公权晚于颜真卿几十年，是学习颜真卿的，虽然他自己没有说明，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颜真卿雄沉千古，而柳宗元只能说是骨架挺拔。余先生说，即使在唐代，能与柳公权比肩的人就很多，他随口举出了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怀来、张旭、孙过庭六人，他认为都不在柳公权之下。
由此，他认为，古人说“颜筋柳骨”，并不是对唐代书法的概括，更不是对中国书法的概括，而是对两个有上下承袭关系的同一种风格的书法家的简单比较。
九、唐诗的排序
余教授在延续几次点评中都论述了唐诗的排序。综合几次讲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是：
A、唐诗中著名诗人的排序，他去年在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和艺术学院部分高材生授课时曾经作过“民意测验”，结果是李白第一，杜甫第二，王维第三。一般都会认为白居易第三，但王维移前了，余教授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B、就此余教授又作了另一个维废的排序。他认为，李白是盛世豪迈，杜甫是乱世感悟，王维是避世超越，而与他们隔了一个时代的白居易，则是把他们经历的离乱提升到一种人性化的历史审美（以《长恨歌》为代表）。到了晚唐诗人，已不存在盛世、乱世，也不存在历史审美，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内心，李商隐就是代表。余教授认为，从“感受历史”，到“概括历史”，到“直视内心”，这是任何文化时期自然发展的“三段论”。
C、余教授认为，历史上很多诗人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对唐诗的评论，往往缺少宏观控制。例如，古人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孤篇压住全唐”，连近人闻一多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其实，余教授认为，在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有一首诗能“压住全唐”是不可想象的。他的这个论述，极有说服力，启发人物不能沿袭古人的说法来品评一切。现代的目光应该更理性、更宏观、更准确。
十、对“婉约派”和“豪放派”的新理解
对于宋代文化，余教授在3月31日晚上对于讲评柳永的词时作了一段简要分析，观点独特而鲜明。他认为，作为宋代文学代表的宋词，历来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实际上，两者难于并列，因为“豪放派”的出现，是对词的一种自立性大解放。原来，从唐五代到宋初，词的地位不高，大多只是声色场所吟风弄月、表达儿女私情的体裁，而到了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豪放派出现，词作可以大幅度表现长江大河、历史沧桑、天地宇宙，一下子变成了一种重要文学样式。因此两者是一种前后的进步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在“婉约派”中，余教授坦诚自己只喜欢李清照一人，其他都不喜欢。而李清照，也写过“人党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极为豪放的诗句。 *博客内容为网友个人发布，仅代表博主个人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工作人员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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